数十个白血病儿家长，送外卖救孩子

　　故事发生在因重症白血病而生的临时社会。它是围绕燕郊一家私立医院形成的圆形生活圈。如果不幸跌入这个圆，将面临很多的失去，以及漫长的受困——也许几年，也许长达一生。

　　但这又是一个“人尽其力人得尊严”的故事。人因为没有后退而了不起。

“平平安安”

　　“希望大家的家人都平平安安的。”

　　郭杨，桌上唯一的女骑手，最后一个自我介绍。一个停顿紧接着出现。男人们显得猝不及防。以往他们聚到一块，抽烟，聊送单，聊孩子用什么药，不会煽情。几秒后，场子重新响起来。“对，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南腔北调飘来荡去，回音一般。所有人都举起了杯。

　　这是一场发生在燕郊的聚会。春天的一个晚上，两爿高又密的商品房脚下，十几个骑手找到一个板房改造的小摊，凑起三张矮桌，团坐到一起。

　　“难得。”参加的人都这么说。已经太久没吃烤肉和啤酒了。吃一顿得摊一百，舍不得。时间也难舍得，能省下的，都拿来送单了。更紧要的，他们是“小白骑手”，各自家里都有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平日里吃不得辛辣油腻。

　　但这天实在值得庆祝。“道培病友燕郊美团群”来了第一个女骑手。群主一张罗，大伙都说得欢迎郭杨。有人提议，先来一圈自我介绍吧。站里陆续有新病友来，可所有人都一样的头盔，一样的工服，一样的餐箱，早会一散，又骑上一样的电动车去送单，连男女都分不清。

　　“曾广平，湖南岳阳人，来了3个月”

　　“我是徐林军，宁波来的”

　　“李奇，生在陕西渭南小山村，家里种地的”

　　“郭杨，也是陕西的，孩子是五楼张医生的病人”

　　……

　　南腔北调对应起一张张脸：黝黑唬人的是李奇，徐林军总在温和地笑，曾广平长了人群里最老实的一张脸，平头“假小子”是郭杨——像很多“小白母亲”那样，她在陪孩子进移植仓前剃光了头。

　　此时是晚上九点。这个叫“江湖烤肉”的摊子外，车流绵长，从北京下班回来的人堵在最后一段路上。燕郊是离北京最近的河北小镇，有睡城、“飞地”之称。这里汇集着北京外溢的公共服务，异地居住，异地上学，异地养老的，都被比作“候鸟”。

　　来这里的燕达陆道培医院(血液病专家陆道培创立的民营医疗集团在燕郊的分院)治病的“候鸟”，少为人知。统计数据显示，每10万个中国儿童中，有4个不幸会患上白血病。盘桓在燕郊的，是不幸中更不幸的亚群，高危的急性的那一类。

　　长桌上这些骑手的孩子都是。

　　“以后郭杨就是我们的小师妹了。”大伙儿排了辈分，李奇是最早送外卖的，算师父。他们的站点美团外卖东贸站，距离燕达陆道培医院只有三公里，目前聚集了62个“小白骑手”。

　　李奇坐到郭杨身边，对她说，接下来的日子，她将经历自己和桌上不少骑手都曾经历的——几年内“绕着陆道培(医院)安排工作和生活”。孩子要定期复查，观察各项指标，如果五年内不复发，才意味着此后一生有很大机会“平平安安”。

　　这会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最坏的那种结果，是花了百万，孩子还是走了，人财两空。

两个圆心

　　十瓶燕京被送上长桌。酒兴勾起谈兴，骑手们三三两两聚谈，交换经历。

　　故事往往从“电视剧里才有的病”讲起。这是他们各自的人生里遇到的最大一颗惊雷。“怎么就实实在在落到了自己头上，好难搞”。雷声炸响时，有人瘫坐在医院门口，哭干了泪。有人一遍遍捶打脑袋。有人什么也没说，盯着输液袋看了一夜，记下那个将让整个家庭快速坠落的生僻病名。

　　再是类似的求医轨迹。辗转曲折，各有各的不容易。有带着孩子跑过6家医院的，有听说移植得准备一百万，揣着十几万就敢来的。桌上的两个骑手，五十岁不到，已经白了头。

　　“每个人都有一身故事，我们坐在一起可以说三天三夜。”有人苦笑。如果能选择，他们都不想出现在这场聚会上。

　　这里距离北京最热闹的CBD不过30公里。2012年，陆道培医疗集团和燕达医院开启合作，逐渐在燕郊建成最大的院区，有近500张床位，数十个移植仓。另外三个，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和上海。

　　场子越喝越躁。酒一杯杯举向蔡利飞。他是站长，也被邀请来了。大伙都想谢谢老蔡。煽情话说不出口，藏在酒里了。“老蔡再喝一杯”“老蔡，我敬你”“老蔡干了”，起哄声一阵赶一阵。

　　老蔡31岁，爱抹发胶，搞成飞机头，精神小伙的模样。他比郭杨大一岁，比其他人都小。老蔡话不多，口头禅是“嗯”“没事”。他们到站点找工，说外地来看病的，不定时要往医院送饭，也不定时要请假，老蔡都回“嗯”“没事”。他管理的站点有148个骑手，“小白骑手”接近一半。

　　曾广平接收了最多的“没事”。一到中午十一点和下午五点，他就打来电话，急吼吼，“站长，系统派单了，我还在做饭”。蔡利飞眼疾手快，马上把单调给其他骑手。

　　他还是弄不清跑单系统要咋下线。老蔡习惯了多费些耐心。很多骑手都这样，出社会早，文化浅，手机用不灵光，得一步步教。这从对方的微信名里就能看出来，“A曾广平吊顶隔墙”，曾广平比老蔡大一岁，来自湖南岳阳平江县，曾经的贫困县，初中就弃了学，跟着建筑队全中国跑。

　　桌上的其他人，经历也类似，种地，打零工，跑工地，个体户，天南海北转，是中国最庞大最普通的那一类人。

　　“我们住公寓的敬站长!”曾广平喊旁边两个骑手一块敬老蔡。桌上响起哧哧笑。公寓，燕郊特色，就是自建的民房，又杂又乱，最难送单的地方。他住的“家和公寓”在“小白村”——医院西南边那一片待拆的城中村，被称作“亚洲最大的白血病村”。

　　每天下午16点50分，曾广平的手机闹钟准时会响起。它提醒他得出门了，从“小白村”出发，给移植仓里的妻子和一岁的小女儿“小星星”送饭。

　　只有在和“小星星”视频时，曾广平才会褪去愁苦的表情，舒展开五官。他逗这个胖娃娃，向视频框里探头，又躲出去，玩捉迷藏。“小星星”咯吱笑，曾广平就得意，他介绍“小星星”的玩具，看，就是她手上抓着的那两个小白药瓶，从进仓起一直玩着。

　　“小星星”做完了骨髓细胞移植，正在观察期。他是细胞供体，桌上大半的骑手父亲也是。很快，“小星星”会瘦下来，像李奇的孩子徐林军的孩子那样。

　　在这里，移植是治疗的关键一步，也是一条时间分界线。刚到燕郊，最危急的时候，“一停药就没命的那种急”，心思都扑在救命上，医院是生活的圆心。移植完，孩子能出院了，他们会从“小白村”往半径更远的地方寻找住处，也开始寻找生计。

　　另一个圆心进入他们的视野，在离医院最近的美团外卖东贸站，他们碰到了蔡利飞。

　　蔡利飞逐渐摸清，对于这些骑手，交叠着两套时空。一套属于病友，一套属于骑手。前者必须排在第一位。孩子大查、小查要请假，时间得弹性安排。检查结果不好，孩子要再住院，要二次回输骨髓细胞，要巩固化疗，他们就要像曾广平那样，每天固定7点、11点、17点送饭到医院。医院卡点严格，晚了不收。他们驮着外卖餐箱，挎着蓝的红的保温餐包，汇入往医院送饭的电动车流，又散去。

　　图|“小白骑手”绕着两个圆心流动

　　蔡利飞举起一杯啤酒，说“大家聚到一起，非常不容易。有什么问题就说，我能帮的尽量帮”。他一口把酒干了。

　　2019年，他招了第一个“小白骑手”，一个女人。不到一个月她就离开了。她在短信里道谢，然后告别，说孩子没了。

　　孩子没了，家就没了。他们中间流传着一位离异母亲的故事，儿子没了，她回了南京。现在每顿饭她都乘两碗饭，一碗给自己，一碗给儿子。桌上摆着儿子的照片。

　　李奇喝干一杯酒，和郭杨说，“坚持下去”。还有一句话，他也说给很多人听过，“家长往前迈一步，可能小孩这一辈子能活下来。但往后退一步，绝对是死”。

“一盏灯”

　　酒喝到下半场，长桌上开始频繁跳出医学名词。湖南人、陕西人、四川人、广东人、浙江人像在讲述着同一个治“血癌”的故事：

　　“第一步是打(化)疗，完结癌细胞”“化疗药是毒药，掉(好)细胞，这时候最怕感染”“如果是急淋白血病，顽固的坏细胞打不下来，就要做CAR-T”“CAR-T容易复发，十万二十万就白花了”

　　“第二步做细胞移植”“移植后会排异，我儿子当时就排得厉害，肺排、皮排、肠排、肝排、眼睛排、指甲排”“还可能出现并发症，眼睛瞎了，肌肉萎缩”

　　“不排异，又有复发的风险”“复发了就要二次回输，再吃靶向药，或者巩固化疗”

　　“不敢轻易回家啊!有病友着急回老家挣钱还债，结果南方潮湿，细菌多，孩子又复发了。辛辛苦苦挣了十万八万，过来又花二三十万，得不偿失!”

　　“我们一辈子都得防着癌细胞反攻”。

　　要走漫长的路，很多步，每一步都可能踩到新的雷。肺排可能夺命，严重的并发症也会。每次检查，指标升升降降，都像过一次关。他们因此被称作“最不容易的亚群”。

　　当初就是因为其中一步走不下去了，“医生说治不了”“效果很差” “要等床位”，才从老家，从北京，从上海来到这里的。指路的都是病友，陷入过类似绝境，真正面临过严酷的退与不退的选择。

　　郭杨的老公摇摆过。孩子的指标降不下来，不能移植。医生开了一盒两万五的进口药。吃完三盒，没什么变化。她老公灰心了。郭杨急得找主治医生来家里劝。医生又拍下一盒药，吼了句，“你信我，就继续吃药，孩子能活”。医生走后，这个90后父亲拿搪瓷杯朝自己头上砸。郭杨伸手去护，被砸中左手两个指节。食指现在还弯着，不疼了，干活也不碍事。

　　他们看过太多后退。如果走到某一步，续不上费，筹不到，跪着求，去医院顶楼作势要跳，最后也只能回家去。

　　很难给陆道培医院下一个定论。在医学界，这家民营血液病专科医院以擅长骨髓移植闻名，它施行的以CAR-T疗法(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为代表的新疗法积累了不少临床经验，但也存在争议。

　　在他们眼中，它是“最后一站”——当得了白血病的家人困陷终末期，至少这里“还有希望”。“有点希望总比没有好”，这里可以用进口药，甚至冒险服用新药——它或许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听起来就像《我不是药神》。李奇的孩子做过三次CAR-T，北京的医生曾摇头让他们放弃

　　2013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布的《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称，在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治疗的白血病患儿中，超过六成因无法承受昂贵费用放弃手术。骨髓移植要花费30万到100万不等。

　　另一组触目的数据是：中国每年有数万人因白血病死去。

　　“每个人嘴上都说尽人事听天命。其实都是鬼扯淡!”酒劲上涌，李奇的声调转高：“这只是自己给自己说宽心话，每个人都舍不得放手”。

　　长桌那头响起一声叹息。又一声。

　　聚会这天，徐林军4岁的女儿圆圆到医院复查。结果一出来，老婆打来电话，着急忙慌地吼，“血小板只有17，快炖牛尾花生汤”。传言这两味食材能增加血小板。但徐林军的妻子后来自己告诉我，要让血小板正常，除了靠输没其他法子，“牛尾和花生只能加点营养”。

　　还有住多高的问题。移植后，很多病友租到离圆心更远的楼房，一个月房租近两千。原因是：医生说白血病人要住高层，呼吸新鲜空气。高层得多高，没人说的清。十八楼以上被认为是好选择，站点附近的楼房房租高涨。住“家和公寓”只要几百元。那里像是学生宿舍，一层十五个房间，由一条幽暗的长廊连接。公寓只有六层，白血病家庭就住上面三层住。

　　其他骑手把裤腰带勒得更紧去租楼房，曾广平也能理解。“求个安慰”——好像把这些都做到了，老天也不好意思收走小孩的命了。他租的这个房间，门上贴了个“喜”字，天花板上挂着红纸灯笼，上一任租户留下的。没人会在这里结婚的。他猜想添红也是为了冲喜。

　　“一盏灯。”桌上有人描述医院代表的那个圆心。

　　这种感觉就像从“小白村”走夜路，往燕达陆道培医院去，走到村口，左手边传来一团幽凄的光，来自一个集装箱改造的临时小店上挂的“寿衣”两个大字。但往右走，过了马路，就能望见住院大楼外墙映出的红光。马路伸向的远处，还有万家灯火。

两个社会

　　不退的结果，是债叠债。在这里，钱就像竹篮里的水，像风卷走的纸。进口药，实验疗法，异地就医的报销支绌，任何一个都能把最普通的那类家底砸出个大窟窿。

　　李奇又说起来，“以前家里穷，刚刚好起来，小孩生病了。好，小孩出院了，账还完了，小孩又复发了”。他的儿子五岁发现白血病，十二岁又复发。

　　长桌那头，另一个住在“家和公寓”的骑手举杯应和。他同样不解命运。从来都老老实实，为什么好人捞不着钱，还那么不好过。是不是越穷越倒霉。在儿子确诊白血病前三个月，他的母亲刚发现了癌。不想拖累儿孙，她自己跳进了村里的池塘。

　　很多时候，这些故事只能停留在“我们”中。无法向健康的没有重病的那个世界说更多。有时只是在年节向亲戚朋友问一声好，对方马上绕着弯说手头不宽裕，“怕借，都担心我们这样的人还不上钱”。

　　有人带着病情稳定的孩子回过老家，不久又回来了。因为“孩子像怪物一样被指指点点”。疫情了，人人都戴口罩，他们反倒松了一口气。以前孩子出门戴口罩，有压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治白血病的”。

　　这种时候，孩子眼里的光会黯下去。尤其是那些大孩子，懂事了的，能读懂社会的刺了，知道自己是不一样的。

　　一个从12岁治到18岁的女孩，渐渐长大，也渐渐变得不开心。她屏蔽了以前同学的朋友圈。她的骑手父亲回鸡西老家，常被问“在燕郊买房子啦?”“买了买了”，只能玩笑回应。旁人不能理解这病为什么难治。这位骑手的老父老母卖了养老的房，来燕郊和他们一起住出租屋。

　　李奇掏出儿子的照片，问郭杨，“看起来像不像健康的孩子”。照片里的男孩咧着嘴笑，左手挡在胸前，遮住下面的孔，那是PICC管(一种代替血管通过化疗药物的人造导管)穿过身体留下的。

　　疾病产生隐喻。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将癌症病人陷入的世界称为“疾病王国”，和“健康王国”相比，“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燕郊的“白血病王国”有多大，没人说得清。移植后，病人还继续盘桓着，往返出租屋和医院“走疗”，平均周期得三年。病人的家人们互称病友，这个群体更大，数量达到数千。他们组成一个临时社会，打短工，寻求支持，互助互携地谋生。

　　郭杨点起一根烟——这是她来燕郊后的新习惯，说起以前的生活，她在西安开了个卖手机的店，客户想要什么新手机，央她去找，客客气气的。李奇搭话，以前他也是“李哥”，在玻璃厂当主任，在社会上也是被人求的。但现在，聚在身边的人早散了，有些人的朋友圈点开，一条直直的线，在他求他们转发筹款链接后。

　　“我们的生活是矮了一截的。”这一道分隔线，只有“我们”看的到。

　　“空了”，钱包空了，生活也空了。有人不敢发朋友圈，回老家也不参加聚会。在正常的那种生活里，人们聊买房聊孩子升学，说的都是好事。那些原本也是他们的奔头。四处打工的人，就盼着能真正在哪落下脚来。

　　图|郭杨和李奇

　　身后的故乡，家也支离破碎。在农村盖的新房，进城买的楼房，卖了，空了，落灰了。李奇六十岁的父亲把头发染黑，到工地打工，母亲弓着腰去华山栽树，一天赚一百元。

　　蔡利飞听到这些，敬过来一杯酒，“喝，喝——”。他是2017年底来燕郊的。他在老家邯郸开商城亏了，欠了十几万的债，来燕郊投奔老乡。好几个月，他找不到工，自己做凉皮卖，遭过白眼，灰头土脸。后来他送外卖，卖力跑，经常当“单王”，一年后当了站长。

　　他知道人落到底是什么感觉。

出口

　　是群主张伟的吆喝让越来越多病友来当骑手的。他的朋友圈，反常的热闹，就像一个实时更新的骑手剧场，响个不停：来新人了!上路了!出师了!比他跑得还厉害了!隔段时间，又蹦出一支新的抖音神曲，他学了猫步，恰恰舞，或者其他什么，带着师弟师妹扭腰甩胯跳。

　　“搞的好热闹嘛”，谁提起他都要笑，都说他人来疯。

　　坐定下来，板起面孔，张伟却说起一种可怕的消耗人的静默。他的孩子生死未卜时，他也消沉，不出门，不吃饭，拉紧了窗帘，不透一点光。

　　张伟2017年3月就来了燕郊，见过太多糟心事。那一年，一对湖南夫妇，实在借不到钱了，跪在燕郊街头表演吃草。这一幕被媒体捕捉到，他们一嘴草渍，对着镜头说，“我们是农村来的，也没什么才艺，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求助)”。花了70万移植后，他们的儿子发生严重肺部感染——这是这条长路最大的变数，“移植有价，排异无价”——不知还得往无底洞里填多少，进退两难。

　　“尊严和孩子的命比起来，一文不值。”朋友圈里太多类似的求助了，说要卖肾卖血卖器官，或者会某种技能，愿意签十年合同打工还债。张伟是那种“消息通”，知道楼房或公寓的每一扇门后都有阴影，夫妻吵架或孩子郁悒，又浓又密。

　　他不想看病友总闷着，医院、出租屋和菜市场三点一线，沉滞地活着。有男人心里烦，骑电动车去潮白河边一圈圈打转。他打去电话，说闲吹风不如跑外卖。

　　一开始，“李哥”“郭老板”们脸皮都薄。“先是三五个病友当骑手，心里多多少少都有负担，怕别人瞧不起。现在几十个人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感到自豪”。

　　首先他们有一大帮人，底气就足了。

　　那天李奇去取单，一个小店老板脾气不顺，一拳打向他左耳。他们在群里看到了，赶了过去，站到李奇身后。老板认错，赔了一条烟。李奇接了，分给“家人们”。

　　徐林军用“战友”来描述这一大帮人。是过命的生死之交，也是不退联盟。一个人不退，其他人也不退，“每天跑单，(和坏细胞)干仗，大家聚在一块，就有主心骨”。

　　主心骨不是张伟，也不是李奇，而是一种能被听懂的感觉。他们之间说话，无拘无束，想表达什么，也有共鸣。

　　比如那种想喘口气的渴望。一位新骑手说起，白天跑得腿酸沉，晚上一沾床，立刻就睡着了。其他人听懂了，是啊，能睡着多好。

　　睡着了，就不会再想孩子的病失眠到凌晨。想孩子的病，就要想孩子失去的。想18岁的孩子错过了中考，错过了高考，同龄人都上了大学。想12岁的孩子竟然在校长来看望时道歉，就为没写完作业。默默想，默默捶床沿，心揪得疼，“命都要没了，还想着这”。

　　他们会用可惜了那种聪明的语气谈起自己和别人的孩子，“头上有三个旋”，“病房学校的老师夸画得好”，“四岁就会背古诗了”，都是证据。

　　每次从医院检查回家，路过幼儿园，圆圆都扒住门，看同龄的小朋友滑滑梯，怎么也不走。她有三本发蒙绘本：《看病，我不怕!》《住院，我不怕!》《穿刺，我不怕!》。她妈妈在朗读时，偷偷把主角换成她的名字。“圆圆是谁?”妈妈在每次大查前问。“不怕病毒坏蛋的小勇士!”医生拿着翼状的长长的骨穿针靠近，圆圆便一边哭，一边自己爬上病床，抱着膝盖，把身体弯成一个“完美的圆形”;做腰穿时，又“像小树一样趴得笔直”。

　　图|圆圆和她的绘本

　　送外卖相比便成了松快的事。“男人都是自己扛，我们得消化好了情绪再回家。”聚一块儿抽抽烟，吹吹风，说说话，心头能松快些。回到家，他们又变成一块海绵，要吸收家里的坏情绪，哄孩子，哄老婆。

　　圆圆在上海治疗时，徐林军晚上去高档酒店的后厨，钻进管道洗油污，碱水顺着胳膊往下流，在腋窝下烧出半个拳头大小的泡。他一直没告诉老婆。“我们就像家里的发动机，不敢停。停了整个家都停了”。桌上最勤快的那个骑手，在过去一年跑了17774公里，几乎绕了赤道半圈。

　　所以勒勒裤腰带也得参加这场聚会。他们服郭杨。她不容易，三十岁的女人，自己扛家。

　　她的故事他们也听懂了。明面上，是她老公摔了，双脚粉碎性骨折，不过一周，一岁的孩子查出病，一家人来了燕郊。但故事还夹着暗层：孩子生病了，大人心里都不好过。老公家的房子卖了，她公公搬去了和她爸一起住。她想，老公家出钱了，她可以出力。又想，外人会传闲话，说孩子是她肚子生的，她“祸祸”了全家。她每天多受些累，全家人的情绪都有出口。

　　这一重共鸣，也只有“我们”懂。是最后的尊严，用跑单最勤的那位骑手的话说，“挣不来大钱，还挣不来每个月的生活费吗”。一天跑够五十单，每个月有收入，能租楼房，能给孩子买菜吃，不用厚脸皮伸手向亲友讨，把开口借钱的机会留到最紧急的时候。

　　“燕郊是谷底，也是重生的地方。”他们把移植那天当成孩子的新生日，这之后，多活一天就是多挣一天。张伟解释为什么要发这么多朋友圈——也是给借他钱的人看的，“告诉他们我在好好生活了”。

　　送单一有空隙，张伟就晃着胖身子，又唱又跳。拍好抖音，他第一时间发给老婆孩子。他等着孩子有一天主动找他，一起站在镜头前。生病后，孩子一直抗拒拍照。

　　一单，一单，又一单，“就像和孩子一起努力”。鸡西骑手把微信名换成了“大努力”——他把“我要努力”读快了就是这样。

两块钱

　　病友越来越多，事情起了变化。“道培病友燕郊美团群”也变得热闹。

　　“雨天路滑，新入职的战友，安全驾驶”“电压低于64伏就找地方换电”“四个换电的地方知道不”，老骑手们唠唠叨叨，像张伟一样爱张罗。

　　他们给新骑手推荐两块钱的“骑手面”。在站点对面的一家牛肉面店，两点一过，穿着骑手服就能买。足足半斤白面，牛肉清汤，还能加香菜。桌上有免费的醋和辣椒，可以拌着吃。

　　他们一般吃得快，大口大口，呼噜呼噜。汤水吃面，吃慢了就结成大坨子。“新人去吃吧，我们都快吃吐了。”老骑手在群里开玩笑，但转天自己还是去光顾。李奇的经验是：饿极了去吃，饿极了吃啥都香。

　　“一食压百病”，他们爱这么说。一个午后，鸡西骑手走进面店，一脸愁容。他刚拿到女儿的大查报告，有指标不太好。他不吃饭，一直念叨。其他骑手帮着分析，这情况他们的孩子也遇过。又朝他吼，“你可不能倒”。张伟给他买来一碗面。

　　蔡利飞有时也来。一位骑手拿他开涮，“嗨——你来这干嘛，这是穷人吃饭的地方”。蔡利飞笑呵呵，回击，“那你还加蛋”。加一颗蛋两块钱。

　　穷到无路可退，还有什么笑不出来。两个老骑手没来参加这场聚会，他们还是舍不得花钱买烤肉买啤酒。桌上有人调侃他们，“掉钱眼里了”。其他人大笑。但过了会，大伙儿聊起这两个骑手的景况，一个的孩子打了疗，现在站不起来，还有一个，大女儿得白血病走了，儿子又得了这病，他和白血病干了13年的仗。场子又静默了。

　　他们算了一笔账，现在这时代，如果孩子没得这病，手脚勤快些，怎么都能过好日子。再一算，在大病面前，富人也没特权。台湾富商郭台铭的弟弟也是这医院治的，陆道培院士亲自出手，花了上亿，还是走了。

　　又有人苦笑。还是算点实际的吧。郭杨和李奇碰杯，说“省下的就是挣的”。省两块钱，可以去菜摊子上买几根菜。再省两块，买半块肉，再省两块，买一条小鱼，只给孩子吃。菜贩心善，愿意这样零卖给病友。省四份两块钱，买一大桶矿泉水，给孩子做饭用。省八份，能买上一根牛尾巴。

　　如果一个家庭自付的医疗费用超过家庭可支付能力的 40%，在卫生经济学里被称为“灾难性医疗支出”。以此作标准，这张桌上的骑手都是彻头彻尾的穷光蛋。

　　能交换的只有省钱的法子。进口药贵，小小孩一次只能打三分之一，可以去“小白村”的小诊所，和病友“拼着打”。在家和公寓，大孩子蹿个了，穿不下的衣服给小孩子，小孩子穿不下的给小小孩。

　　郭杨每天6点就起床，等7点系统派单。她会吃三个大馒头，一直跑单到晚上。遇到不识得的路，她在群里问一声，有人秒回，不过一分钟，又有师兄打来语音电话。“谢谢家人们。”当骑手不过三天，她一天就能跑三十单了。

　　李奇总叮嘱郭杨，跑慢一点，稳稳的，一单一单接。他把这个老乡认作妹妹。他去看过郭杨的孩子。可这娃一见面就冲他喊“爷爷”。他是1984年生的，不过37岁。郭杨把这事儿在桌上一讲，大伙儿都笑。

　　“他娃生病那么长时间，人被折磨的，沧桑”。郭杨护着师父。他厉害，送单不用看导航，熟门熟路。有难送或者时间紧的单，新人送不来，站长都调配给他。

　　过了八点，夜色降临燕郊时，郭杨的老公拄着拐杖，出门陪她送单。他买了一辆二手电动三轮车，紧跟着郭杨。五个轮子在拥堵的车流里穿梭自如。他们路过一个二手房交易中心，大幅广告上写着，“为梦想奋斗在北京，为爱安家在燕郊”。

候鸟小镇

　　大众媒体喜欢描述类似的燕郊故事，它在北京边缘，像一个退处。人们对它既爱又恨。比如那些在北京买不了房而涌向燕郊，在房价高点被套牢的人。

　　“每一个来燕郊的人，都是为了离开燕郊”，一位在燕郊买房的人在新闻里说。燕郊的这一面，小白骑手有更强的痛感。他们比普通人更渴望挣脱这种被困住的临时生活。有些病友终于离开了，当医生宣布孩子的死讯，他们会包下一辆救护车，连夜将孩子送回老家。

　　被迫降落，再挣扎地融入后，他们慢慢发现，燕郊不止是这样。燕郊人挺好的，郭杨说。有次她独自去潮白河边散步。两三个年轻人在河边烧烤。他们邀请她加入。大伙儿吃肉喝酒，寒暄着为什么落脚燕郊。郭杨说起自己的轨迹。一个年轻人马上掏出手机，要给她转两百块钱。

　　还有李奇，那个店主向他挥拳时，他默默挨了。“怂没有关系，只要平平安安就行。”哪怕这个老板吐口痰在他脸上，他也不会动手。他长得粗野，少年游冶时凭这副长相壮声势。他想起儿子的筹款链接转到朋友圈时，有燕郊的商户帮忙捐过款，十块，二十块。

　　去年冬天寒潮时，他和一个骑手在零下13℃的户外等餐，冻得哆嗦。一个老板把他们让进了屋，给他们烧了热菜吃，两菜一汤。这样的雨雪天，单不好送，运力紧张。但这时小白骑手都不请假，尤其顶事。他们会说，“老蔡需要我们”。去年那场大雪，那个舍不得花钱参加聚会的骑手第一次跑成了“单王”。

　　燕郊是一个典型的落脚城市。在作家桑德斯的定义下，它是城市边缘的聚落，为外来人口提供过渡性的落脚功能，但充满活力，“经常会发展出融合各种不同元素而又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

　　从2012年开始，燕郊人口数量暴增，也是在这一年，陆道培医院落户燕郊。这个小镇随即急速生长。2015年，美团外卖在燕郊开城，这意味着这里聚集起足量的人口，足量的就业和消费需求。

　　因为大批“癌症移民”的到来，一些公益机构和民间志愿组织也陆续落地燕郊。他们可以从中寻求帮助。蔡利飞告诉大家，美团设立了一项专门帮扶骑手患病孩子的“袋鼠宝贝公益计划”，他们可以申请。在燕郊，目前累计已经有15个“小白骑手”获得了帮扶，其他人在陆续申请中。

　　就在最近，受这个特殊的站点启发，美团的同舟计划还为这一类骑手新增了“申诉审核绿色通道”、“宝贝陪伴日”两项帮扶政策。蔡利飞给大家解释，这意味着如果他们因照顾子女等原因造成订单超时、差评，可以快速审核。他们还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排班，在每月的固定休息时间外，额外有一天可以陪伴孩子。

　　“圆圆的命是社会给的。” 徐林军的妻子感激这些能触及的援手，即使他们还欠着大量的债。圆圆在两个圆里从2岁长到4岁。她是个机灵的女孩。她能在卧室贴的中国地图上准确指出宁波在哪。徐林军指给她看过一次，她就记住了。

　　“我想回宁波。”她指着地图上的圆，“宁波的外面是海”。

　　“那燕郊有海吗?”

　　“有，潮白河”。

　　如果指标正常，圆圆会迎来短暂的假期。她会被带去潮白河边。春天，沿河绿树成荫，黑天鹅飞起飞落，荡起水波。冬天，潮白河结成一大片结实的冰面，徐林军拿着塑料筐当冰车，拉着她一圈圈打转。潮白河的对岸就是北京。

　　已经十一点了，聚会该散了。他们把杯里瓶里的最后一点酒都喝下肚去。“大家有空到宁波玩，我给你们带路。”走出摊子前，徐林军招呼了一句。

　　去年为女儿办理医保转移时，他回过宁波。宁波有个院士公园，他想里面应该也有“陆道培”。他还没见过这个老乡。有时这个血液病专家会来燕郊出诊，但他们挂不上号。

　　他在宁波五月的日头下，一个一个找。公园里有一百个院士雕像，他找了半小时。

　　在一片参天的樟树前，终于找到了。他拿起手机，和“陆道培”合了张影。他站在前景，用手挡着阳光，一头发黑白交杂。雕像背后一片绿色，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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