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肿瘤创新药上市提速 哪些机会点待挖掘？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附条件批准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申报的1类创新药赛沃替尼片上市，该药可用于含铂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耐受标准含铂化疗的、具有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外显子14跳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同日，复星凯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申报的阿基仑赛注射液亦获批上市，作为我国首个批准上市的细胞治疗类产品，可用于治疗既往接受二线或以上系统性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成人患者。

在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和鼓励研发创新政策的红利下，国产肿瘤创新药上市步伐大幅提速。数据显示，药审中心2020年审评通过创新药上市申请共20个品种，其中国产肿瘤创新药6款。而今年截至目前获批上市的国产1类新药达17款，其中国产肿瘤创新药6款，数量已超去年整体水平。由此可见，向创新药集结正成为本土药企的新常态，其中肿瘤领域更是研发竞逐热点，如何抓紧机遇寻找突破是当下药企的时代考题。

从肿瘤谱差异看创新药机会

药企对肿瘤创新药的研发热情素来高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助理李宁坦言，在现阶段开展的中国临床研究中，40%以上的药物开发和临床试验是与肿瘤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肿瘤已经成为临床研究、新药开发或者生物制药领域突破的最大亮点和最大难点。如今新兴的药物、治疗手段和医学模式，包括精准治疗、免疫治疗、抗体治疗等一系列研究都在肿瘤方面先行推进。药企想要建立市场口碑，或者想用‘重磅炸弹’药物打开市场，肿瘤是最容易产生突破的领域。”

对本土药企而言，满足中国患者临床亟需是应有之义，把握本土肿瘤数据趋势显然是第一步。上述专家认为：“中国肿瘤发病情况数据是药企未来进行肿瘤药物方向性开发所需要的第一手基本材料，很大一部分中国肿瘤是需要中国研究者自行处理的，中国的高发肿瘤在欧美国家有可能变成罕见肿瘤，药企在做中美双报时要特别注意。对单纯根据发病部位判断的癌种，所研新药有可能在中国用得好、而在美国却截然相反，这些都是肿瘤药物研发、临床试验推进必须考虑的因素。中国患者是本土药企开展临床试验最大的宝藏，能否很好地利用起来考验着药企的研发决策。”

而从东西方肿瘤谱差异或许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国肿瘤创新药机会。阿斯利康中国全球肿瘤研发高级副总裁、中国新药研发总裁何静认为，从临床实践的角度来看，在较大程度上，不管是全球的NCCN指南还是我国的CSCO指南等，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去了解疾病不同生物学的表现。“肿瘤谱的差别可以只是不同肿瘤发病率高低次序的不一致，也可以是在同一肿瘤中可能看到的生物标志物表达的不一致。在整个研发过程中，如何把东西方肿瘤谱的差别融入临床开发策略、临床研究设计的考虑中，是药企需要进行探索的。”

先博生物临床开发副总裁黄薇也提醒：“业界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现阶段国内的研究者对于东西方的肿瘤谱差异都有一定认识，不会再简单一味地照搬全球性的试验设计进行新药开发，但我发现在后期面试研究人员时仍然存在这样的误区，部分研究者还是会照搬甚至养成不好的习惯。在临床开发阶段，药企还是需要多维度的考量，东西方的肿瘤谱差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没有经过审慎的考量，会让整个研发遭遇重创。”

新药早期研发注重加速策略

尽管国产肿瘤创新药加速上市是不争的事实，但从获批新药的具体情况来看，国产创新药多数仍处于仿创阶段，在时间这条赛道上，我国创新药目前的研发状态与国际领跑者存在一定差距。

针对时间滞后的痛点，缔脉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首席开发官史军提出了在早期研发时的八大加速策略：一是要有差异化的分辨力和预测性，基于早期具有差异化的药物特性来预测产品的临床优越性。二是重视临床药理在优化剂量以及给药方案中的作用，如PK/PD模型可以应用在药物开发的所有阶段。三是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在临床开发过程中，生物标志物可用于患者分层，指导剂量选择，预测临床疗效。四是新颖的临床试验设计可以节省临床研究时间、提高药物开发效率。五是联合用药策略，能够增强开发成功的可能性，降低毒副作用，展现疗效。六是适应症选择和扩展，帮助企业占得市场先机。七是重视临床运营和执行力，可以提高临床研究的效率。八是使用全球化策略，进行同步申报、开发和上市。

史军表示：“提高临床开发效率和有计划地选择进行全球化开发，是中国创新药企的核心战略。早期临床开发作为连接临床前和临床后期的临床开发桥梁，是关键的开发阶段，这八大加速策略并非独立存在，药企根据实际开发策略组合应用，可以最大化地提高开发效率。”

业界普遍认为，在鼓励创新推动药品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下，本土药企被激发的动能正在加速释放，国产创新药加速上市的势头还将继续保持。诚如礼来中国首席医学官迟海东所言，“随着我国药品注册环境逐步改善，以及药企临床团队、药物研究机构和临床医学专家的水平愈发成熟，本土药企在中国进行全球同步研发将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下一步应该着眼于怎么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更多地参与到早期的新药临床开发，甚至推动并主导全球的临床研究。”